午后，踱进韩国教授赵大浩先生的研究室，书厨里琳琅满目的中国书籍，使旅居异国他乡的我，顿时倍感亲切与敬佩———我仿佛置身于一位中国学者的书房内。
在闲谈中得知，赵先生的汉文化修养，始于30年前的积累。中学时代，他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接触一些韩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概是出于对中国悠久文化的浓厚兴趣，渴望探求那个古老文化及其延伸的深邃内涵的缘故罢，1966年，他选择报考了韩国成均馆大学中文系；1973年毕业后，又继续在韩国延世大学等高校中文专业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1988年，赵先生以《郭沫若的前期诗研究》的论文，荣获了成均馆大学中文系博士学衔。这是韩国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第一位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课题而获得此殊荣的学者，此前博士生的研究专业多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因此引起了国内学界同仁的瞩目。
深化郭沫若研究，是赵先生此后确立的学术目标。自80年代以来，他多次赴北京等地，收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图书资料，并与中国郭沫若研究界的朋友建立联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92年冬，在北京召开的“郭沫若百年诞辰国际学术会议”上，赵先生提交了《郭沫若诗的修辞法》的长篇论文，后又在《郭沫若研究丛刊》第11辑上发表论文《创造社时期郭沫若的诗论》。这些学术成果，反映了他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拓宽与伸展，深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好评。
近20年来，赵先生矜矜兢兢，治学不辍，教学之余，还写下了《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左联”以前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内部文学大众化讨论的研究》、《“左联”后期路线斗争研究》、《丁玲文学思想与创作研究》等诸多论文；而《郭沫若诗与中国革命精神》，则是他长期在郭沫若研究领域的集成性的学术著作，确立了他在韩国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地位。从此，他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耕耘，更加显得从容裕如了。
现在，赵大浩先生是韩国清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韩国“中国文化学会”会长、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和韩中教育基金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说起韩国“中国文化学会”，更能体现出赵先生与中国文化的深厚情结。该学会成立于1991年，他是热心的发起人之一，迄今已有国内外会员近200人，这在汉城来说是拥有较多会员的学术团体之一。翌年，该学会创办了《中国学论丛》（年刊）。自1998年赵先生被推举为该学会第三任会长后，在学术活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为适应中国学研究日趋发展的需要，他毅然将年刊改为半年刊，现已出版至第七辑。此外，他每年还要组织一至二次学术研讨会。眼下，他正为筹办今年关于中国文字学与文学，以及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而忙碌着。
我翻阅了第七辑的“论丛”，在约60万字的篇幅中，研究范围之广泛，视角之新颖，着实令我惊讶。它涉及中国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文字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从研究《周易》的君人学说，憨山大师的佛教思想，刘勰的“风骨”论，解析王维、杜甫、苏轼的唐宋诗词，《红楼梦》的林黛玉形象，及至评介当今中国殷周金文研究状况，唐兰汉字构造理论，30年代中国左翼戏剧活动，论述台湾作家朱天心《时移事往》的文学价值，考察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之现状。可谓自古迄今，无所不包。
据我所知，为审读这一大摞文稿，赵先生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担任学会会长与“论丛”主编，占用了赵先生大量的工作时间，但他常常懂得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他深情地对我说：“在韩国的文化界、学术界，过去多崇尚美国文化，形成了‘欧风美雨’浸蚀下的‘美国热’。从90年代初，韩中两国建立邦交以来，随着韩中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臻频繁，并渐渐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中国学’的研究在韩国才蔚然成风，有了现在的规模。我相信，到21世纪初，这支研究队伍将会更加壮大，研究也将会更加深入。我现在所做的这些组织工作和编审工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自喻的，甘当一木一石，为铺路架桥起一点作用……”
离开研究室，已近黄昏。春雨潇潇，像是绵绵情丝，滋润着路旁的迎春花，滋润着我的心田。赵大浩先生是我到韩国后接触的第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他为推进中韩两国文化学术交流所坚持的“一木一石”的精神，我觉得应该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在细雨春夜的灯下，提笔写下我的第一篇韩国印象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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